在藉令状开展的诉讼中,原告人(或提起反申索的被告人)可以以另一方无法抗辩为由,向法庭申请作出另一方败诉的简易判决。简易判决程序使原告人(或被告人)能够在毋须进行全面审讯的情况下,在法律程序初期取得判决,从而把诉讼费用减至最低。但是,该程序并不适用于某些诉讼,包括基于诈骗指称而提出的申索(即诈骗例外规则)。
在上诉法庭案件 Zimmer Sweden AB v KPN Hong Kong Limited [2016] 1 HKLRD 1016 中,当时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副庭长的林文瀚法官就欺诈例外规则应否在香港的现代诉讼环境下继续存在提出了质疑。有鉴于此,司法机构已就保留《高等法院规则》(第 4A 章)及《区域法院规则》(第 336H 章)的第 14 号命令中的该例外规则是否适当予以考虑,并建议修订法例以废除诈骗例外规则。
根据司法机构政务处于 2021 年 8 月发表的立法会参考资料摘要,支持废除诈骗例外规则的理据如下:
继《2021年高等法院规则(修订)规则》及《2021年区域法院规则(修订)(第2号)规则》于2021年8月20日刊宪以废除诈骗例外规则后,有关修订已提交至 2021 年 8 月 25 日举行的立法会会议,以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待适用的立法程序完成后,有关修订将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生效。
值得注意的是,废除诈骗例外规则并不代表法庭会对有重大抗辩理由或有应予审理的事实或法律争议事项的诈骗案作出简易判决。决定应否作出简易判决的一贯准则将继续适用。
本案涉及Nomura集团内之两个基金的合并(”该合并“)所引起的争议。
上诉人Nomura Funds Ireland Plc是一家在爱尔兰注册成立的投资公司,其结构为由不同子基金组成的伞子基金。根据欧洲联盟发布的一项指令,上诉人是爱尔兰中央银行根据欧洲联盟发布的一项指令授权的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计划(”UCITS“)。Nomura Funds Ireland – China Fund(”该接收子基金“)为上诉人的其中一个子基金。
Nomura Funds(”卢森堡Nomura“)是另一家在卢森堡注册成立的投资公司,并同为UCITS。Nomura Funds – China Opportunities(”该并入子基金“)是卢森堡Nomura唯一的子基金。该并入子基金的资产全部均为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证券(”该等香港证券“)。
上诉人和卢森堡Nomura拟根据有关UCITS的卢森堡法律(”卢森堡UCITS法律“)及基于一份名为《共同合并建议书》(《共同合并建议书》)的书面文件中的主要条款草稿(见下文),合并该接收子基金和该并入子基金:
根据卢森堡UCITS法律,如合并的UCITS是在卢森堡成立的,而其要与另一个UCITS合并的话,合并各方准备的《共同合并建议书》草稿必须先行得到卢森堡金融业监管委员会(”金融监管会“)的批准,金融监管会将决定合并各方共同准备的《共同合并建议书》草稿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之条件。
金融监管会在2015年3月通知卢森堡Nomura 其不反对该合并。该合并在2015年4月进行,其后该并入子基金的资产,即该等香港证券,转让予该接收子基金。卢森堡Nomura及后在2015年5月撤销注册。
该等香港证券是《印花税条例》(香港法例第117章)(下称《印花税条例》)第2条所界定的香港证券,而转让香港证券的任何实益权益可按《印花税条例》第4条和附表1第2(3)类予以征收印花税。本案的实质争议点是该合并是否构成《印花税条例》中所指的香港证券实益权益的”转让”。
上诉人按《印花税条例》第 27(5) 条就该等香港证券的归属寻求宽免从价印花税,理由是 (i) 该等香港证券没有”转让”,只有”传转”(transmission),而该传转是通过卢森堡UCITS法律的施行而完成的,而非通过《共同合并建议书》的施行而完成的;和 (ii) 该等香港证券的实益权益并无根据《共同合并建议书》转到另一方,因为根据卢森堡 UCITS 法律,该等香港证券的归属构成”传转”或”全面继承”, 因此,《共同合并建议书》不应是《印花税条例》附表 1 第 2(3) 类的”可加盖印花”的文书。 上诉人的观点获两份卢森堡法律意见(”卢森堡法律意见“)的支持,且该等意见已提交给印花税署署长(”署长“)。
署长不同意上诉人的观点,裁定《共同合并建议书》可予征收从价印花税,因为 (i) 该合并是如同在生者之间的无偿产权处置般实行;和 (ii) 订立《共同合并建议书》之目的是进行一项转移该等香港证券之实益权益的交易。
上诉人上诉到区域法院,区域法院支持署长的立场,理由是 (i) 《共同合并建议书》指明资产和负债转移到该接收子基金将”按照”卢森堡UCITS法律进行(而非”通过”卢森堡UCITS法律的施行来完成); (ii) “转让”(通过自愿行为)和”传转”(通过法律的施行)之间的区别(如有,及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公司法))与本案完全无关,尤其是署长同意就《印花税条例》附表 1 第 2(3) 类而言,”转让”应以其自然和一般的含义去解释,即”某人放弃某物给予另一人”;及 (iii) 卢森堡法律意见相互之间并不一致,第二份法律意见缺乏法律分析,且从卢森堡UCITS 法律的法定条文的字面来看也不支持第二份法律意见,因此,应对《共同合并建议书》征收印花税。
上诉法庭推翻了区域法院的决定并裁定上诉人胜诉。 上诉法庭裁定,《共同合并建议书》本身并非一份可加盖印花的文书,且该等香港证券的实益拥有权并无改变。 上诉法庭在判决中列出了上诉人提出的每项上诉理由,摘要如下:
第一和第二项上诉理由:区域法院拒纳卢森堡法律意见是否法律上的错误? 或者,区域法院加插其对卢森堡 UCITS 法律的诠释是否法律上的错误?
上诉法庭认为卢森堡法律意见彼此之间并无不一致,区域法院不接受该等意见是错误的。 事实上,上诉法庭裁定,卢森堡律师提供了明确且有说服力的理由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该等香港证券在该接收子基金中的归属是通过法律上的传转而非通过《共同合并建议书》来实现的。
第三项上诉理由:区域法院裁定就征收从价印花税而言,“转让“和“传转“并无重大分别是否法律上的错误?
基于上述的论据,上诉法庭认为没有必要处理第三项上诉理由,然而,为了完整起见,法庭提出了其看法,认为尽管卢森堡 UCITS 法律的相关条文中并未提及”传转”一词,该合并仍符合法律上全面继承之必要的标准。对法庭来说,该等香港证券通过全面继承的方式归属于该接收子基金并因此无须在《印花税条例》下缴纳印花税是明显的。
第四项上诉理由:如该等香港证券被“转让“,该“转让“会否因其下没有实益权益转移而根据《印花税条例》第 27(5) 条获豁免?
基于上述结论,上诉法庭认为无需考虑第四项上诉理由。
本案值得留意的另一点是,在上诉法庭命令署长全数退还上诉人所缴付的印花税款项后,上诉人就已缴付的印花税的退款要求8%年利率的利息,由其向署长缴付印花税当天开始累计,上诉人的理由为 (i) 普通法的复还原则,即署长因印花税款项已经缴付得到的好处和使用上述的款项而不当地获得利益;及 (ii) 《区域法院条例》(香港法例第336章)第49条,根据该条,区域法院可按其认为恰当的利率,为法院作出了判决的债项或损害赔偿加上单利。
上诉法庭拒绝了上诉人的要求并同意署长的看法,即上诉人无权就退款获得利息,因为《印花税条例》下的法定上诉机制无意就任何印花税缴纳人推翻了署长的评定而获得的任何退款给予利息。在本案中,《印花税条例》第14条规定印花税缴纳人对署长的评定提出上诉的法定机制。上诉法庭认为立法机关之目的是《印花税条例》第14条提供了唯一的上诉机制,该机制列明了可追讨错误评定的印花税的情况和条件。上诉法庭留意到,从政策而言,立法机关已平衡了即使上诉正进行中仍应先向政府库房支付印花税的需要和任何印花税缴纳人如上诉得直后可能承受的影响,因此,立法机关不拟容许就任何此等获追讨的金额支付利息。
本案为海外合并所产生的印花税问题确立了香港的法律的先例。本案也确认了香港证券通过全面继承的方式”转让”(即存续的实体通过法律的施行继承被合并实体的所有资产和负债,从而使得在合并后,前者在法律上被视为一如后者)不应产生任何应予征收的印花税。虽然在本案中被”转让”的基础资产是香港证券,但预料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位于香港的不动产。
阁下为自己的公司筹募资金时,在事前和在过程中采取某些步骤能使该过程更加顺利。本文为有意筹募资金的初创企业提供一些一般性和实用性的指南,并概述阁下可能会遇到的主要法律文件。
做好准备
在开始一轮筹募资金的活动前,做好准备是很重要的。作为准备工作的一部分,任何潜在的投资者几乎都必然认为会在尽职调查阶段看到的一些基本核心材料都应该准备就绪,例如:
一开始就已经有一套准备好了的核心文件可以帮助阁下给投资者留下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并加快尽职调查的过程(更多相关内容见下文)。
条款记录书
条款记录书(也称为意向书(LOI)、谅解备忘录(MOU)或条款大纲)并非必须的(有些人选择直接起草最终合同),但其常见于交易中,其作用是记录投资者投资目标公司(以任何共同商定的条件得到满足为前提)的主要条款。
一般而言,条款记录书对双方均没有约束力,某些条款(例如保密条款和管辖法律条款)除外,然而,条款记录书仍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因为它为磋商和草拟最终的交易文件奠定了基础和基调,且其一经签署,投资者可能不愿再偏离约定的条款,因此,阁下应考虑在签署条款记录书前让律师审阅,此外,阁下还应注意任何排他性条款,这些条款可能会限制阁下接触其他潜在的投资者或以其他方式与其他潜在的投资者打交道。
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是第三方投资者获取目标公司的资料和文件(包括财务和法律资料和文件)的过程。经验丰富的投资者通常会通过向公司管理层和/或其代表发出一份其所选择的尽职调查问卷来揭开尽职调查的序幕,公司的管理层和/或其代表必须以约定的方式并在约定的期限内(如适用)提供投资者所要求的资料和文件。一般来说,如果初创企业的历史较长,尽职调查过程会较为漫长和复杂。相比之下,对于年轻的初创企业来说,尽职调查应该是一项相对简单直接的工作。
如上所述,提前准备核心文件对加快尽职调查过程大有帮助。就法律尽职调查而言,在香港成立的初创企业应准备好在投资者要求时提供以下之公司的资料和文件:
上述清单并非详尽无遗,要根据具体情况作调整,具体情况包括可能的投资金额、阁下的初创企业所处的行业及初创企业的成熟程度。
在阁下回复投资者的尽职调查问卷后,阁下可能会收到更多轮的跟进问题和要求。阁下应据实作答,并应避免因为害怕吓跑潜在的投资者而隐瞒资料。大多数的问题都能够从风险分配的角度得到解决或处理。对于涉及法律问题和文件之更复杂的要求,律师可以助阁下一臂之力。
如果最终要商讨公司和/或创始人向投资者作出的陈述和保证,让律师参与法律尽职调查过程是有帮助的。
交易文件
如果阁下已通过尽职调查阶段,下一步就是洽谈、拟定和签署交易文件。每一轮的投资通常被称为一“轮”(如A轮投资),最早的一轮被称为“种子轮”。机构投资者通常会投资阁下之初创企业的股权(虽然有不同类型的投资),这意味着这些机构投资者将成为阁下之初创企业的股东。在涉及认购股份的股权投资中,交易文件通常包括一份认购协议、一份股东协议(或视情况而定,一份经修订的股东协议)和一份经修订的公司组织章程细则。
顾名思义,认购协议是一份规管初创企业将发行的新股认购条款的合同。该协议会包括认购的主要条款,如认购价格和将认购的股份数目。认购协议还将订明有关初创企业及其子公司(如相关)的陈述和保证。合同保证是指某一方(无论其为创始人、初创企业还是相关的子公司)所作出之惠及一个或多个投资者的声明,该等声明都是关于与合同保证所涉及之公司的状况。这些保证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对作出声明的保证人施加法律责任,并在关于相关公司的声明被证明为不正确且初创企业的价值因而降低(即投资者遭受损失)时给予投资者补救的途径。由于投资者对作出保证者有直接追索权,因此要求拥有相关资产并经营实际业务之初创企业的子公司成为认购协议的一方并作保证的情况并不罕见。
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权利通常有别于创始人的股东权利,且通常在创始人的股东权利之上。例如,机构投资者可能会要求某些重大事项(通常被称为保留事项)只能在该投资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者也可能要求于清盘时在分派公司的资产上的权利排在普通股东(如创始人)前面。不同的股东权利可以通过“类别”不同的股份来区别。机构投资者之享有更佳权利的股份通常被称为“优先股”。股东权利一般在初创企业的组织章程细则和股东协议中订明。用于一家香港公司成立之时的章程细则范本没有就另一种股份类别作出规定,因此需要将之修订方可照顾投资者就另一种类别之股份的权利的要求。同样重要的是修订组织章程细则,使其与股东协议的条款保持一致,否则任何不一致之处都会使人怀疑某项特定的权利或义务是否可予执行。
律师可以引领阁下完成整个筹募资金的过程,并就交易条款的法律风险和影响给予阁下意见。关于筹募资金及铭德有限法律责任合伙律师事务所可以如何帮助阁下的更多资料,请联系唐宇平律师或Caroline De Souza律师。
政府于2021年7月21日向立法会提交《2021年财务汇报局(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供其研究。
目前,财务汇报局 (“财汇局”,根据《条例草案》将更名为“会计及财务汇报局”)
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的独立监管人并对负责上市实体项目的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及其负责人行使查察、调查和纪律处分的权力。同时,执业单位和会计师则整体上在所有其他方面受香港会计师公会(“会计师公会”)规管。《条例草案》旨在把某些规管权力从会计师公会转交予财汇局,以致其规管职能扩展到所有执业单位及会计师。《条例草案》建议包括:
在建议改革措施下,会计师公会将在财汇局监督下继续执行其各项职能,包括为会计师注册、举办考试以确定会计师注册资格、安排会计师资格的相互或交互承认、设定会计师持续专业发展要求、设定会计、核数及专业道德标准并提供培训。
立法会法案委员会现正研究《条例草案》,并邀请有兴趣人士于2021年9月3日当日或之前提交意见。《条例草案》详情请参阅立法会的网站。
反性骚扰热线启用
随着#MeToo运动的广泛发展及政府的额外资金支持,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于 2020 年 11 月成立了反性骚扰事务组(“反性骚扰事务组”),旨在透过预防、研究、政策倡导、政策指导及培训的方式,加强对性骚扰现象的打击。
平机会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宣布开设由反性骚扰事务组运作的反性骚扰热线(“热线”),旨在为公众提供第一站支援服务,包括提供有关法律条文的资讯、就如何作出投诉及寻求补偿提供建议,以及转介至咨询及治疗服务。
热线的启用清楚表明政府越来越重视打击职场性骚扰。因此,雇主应重视政府的倡议并采取一切合理行动。
雇主应检阅并在有需要时修订其内部政策及手册,确保公司已经制定适当的反骚扰政策去预防及处理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雇主应将这些保护政策扩大适用于非雇员,例如独立合约员工(如顾问或借调人员)、实习生及义工。雇主亦应定期就这些政策提供培训,以确保管理人员及员工都充分了解公司的反骚扰政策、内部投诉平台及调查程序。此外,雇主对正接受调查或须为性骚扰负责的雇员作出适当的纪律处分(例如停职或即时解雇)时应谨慎处理,以确保任何处罚都是根据法律实施的。雇主亦应注意其他法律问题,包括须在调查过程中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妥善收集及处理个人资料,并保障所涉各方获得保密及匿名对待。
性骚扰投诉使雇主面临潜在的法律索偿,也可能对雇主的声誉、公司文化和士气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雇主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确保性骚扰投诉获得及时妥善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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